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来说，“五四”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，它像快刀斩乱麻似的一分为二，于是前与后、新与旧、传统与现代等被绝缘地分割开来。许多既往的东西，即使在以前被视为经典甚至神圣的内容，“五四”时期也遭到批判、否定以至于嘲弄。“三纲五常”就是首当其冲的目标，“孝”作为其中之一当然也在扫荡之列！在当时的语境下，这一文化选择是必要的，即使在今天看来，它仍有其合理性，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，这就是给现代人、现代家庭和现代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孝”之大厦土崩瓦解

        如果说“五四”时期对“孝”是一次雷鸣般的轰击，那么在此之后则是逐渐清理和连根拔除的过程，到“文革”期间不少儿女对父母长辈不仅没有孝，且有揭发和反目成仇者，也有置之死地而后快者！孔子当年所言的“吾党之直者异于是。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”，那时连影子也见不到了。当下，虽然不能说绝对没有“孝”者，但要找到却是难乎哉！而以往在中国人之间存在的“孝道”却荡然无存。反之，不孝和孽子却层出不穷。

        前不久电视上报道了一个“孝子”，他每天出门和回家都给母亲跪拜叩头，因为他深知母亲的恩情阔如天和深似海。用所谓的现代观念审视，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“孝子”的愚蠢、保守甚至荒唐可笑，但从人情、人性、意志乃至于精神品格上看，这个近乎于“堂·吉诃德”式的人物无疑有令人敬服的一面，他是身上有德和有光之人。然而，现实中更多的却是不孝子孙，他们中有的尽着有限的义务，有的视父母若陌路，有的像吸虫对父母进行榨取，还有的将父母看成累赘，更有甚者对父母拳脚相加，当然尚有残害父母性命的衣冠禽兽。

        现在对父母能够尽到义务者，即按时给予养老费、对父母的衣食住行给予关照，这恐怕是当下中国社会多数子女的做法。也就是说，能把父母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，自己的生活如何，也给父母以相当的关照。至于将父母放在优先位置，像父母爱儿女一样用心，他们往往是做不到的。这就出现这样的状况：当儿女羽翼丰满、长大成人或远走高飞，空巢与寂寞巢的情况就在所难免！那首《常回家看看》的歌曲，不仅仅表达了儿女的心声，也是寂寞父母的念头，它更包含了子女对父母孝之“缺失”的普泛性存在。如果将“父与子”及“母与子”的关系进行比较，我们就会发现巨大的反差：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天然和无私的，而子女反哺父母却是社会和文化的，是有限和自私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曹雪芹感叹道：“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子孙谁见了！”

        对父母的置若罔闻和惊人的冷漠，这是当下不孝子孙的另一表现。有一患有癌症的老年母亲，独自一人住在平房里，当记者问她生活得怎样时，她潸然泪下。当被问及有无儿女，她的回答令人惊叹：“我有个儿子，但很少回来，也从不管我。”老人接着说：“原来很伤心，不过现在想通了，没有儿女还不是一样地过？”另有一位生有四个子女的母亲，虽然七十多岁了，但哪一个子女都不欢迎她同住，她自己又无房子（原有的房子腾给小儿子结婚了），无奈自己只有住养老院。更令人感慨的是，平日里子女很少去看她，过年过节也不管她，有一年大年三十，老人是一人孤单地在养老院度过的。像犁田的耕牛，也像用坏的家具，现在的许多父母年老“无用”后，即被弃如敝屣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有的儿女更进一步，父母即使老了也要榨取其最后一滴血、一点油。就像老牛和旧家具无用还可以卖钱，也像老母鸡不能生蛋也可以煮汤，父母哪怕还有一口气和一分钱儿女也不放过。现在出现的“啃老族”即是如此：有的下岗者不去找工作，心安理得吃父母的退休金；有的大学生毕业后不去工作，而是依赖父母有限的钱过活；还有的子女目不转睛盯着父母的钱袋，哪怕父母穷得可怜，为此在兄弟间还展开了互相争斗以至于成仇。儿女对养育自己成人的父母不是争着尽孝，而是无尽地攫取，真乃人心不古！而现在这样的子女可不在少数！

        现在打骂、虐待甚至于杀死父母的事也时有发生。我常听说、也见过农村子女尤其是儿媳，常常将公婆骂得狗血喷头，父母被骂得不敢吱声，只有以泪洗面。前不久电视上还报道说，有一儿子好逸恶劳，又花钱如流水，因为平时向父母要钱总是有求必应，这次父母实在不能满足他的要求，他竟然用刀将父亲砍伤。

        时至今日，我们并不希望人之子像古代那样尽“孝”：小心谨慎、唯唯诺诺、惟命是从，甚至因此发生爱情和婚姻悲剧，像《孔雀东南飞》、陆游和唐婉儿及张爱玲《金锁记》所表现的那样。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将“孝”抛到九霄云外，甚至翻转过来和变本加厉，把有天地恩德的父母踩在脚下。试想，虫鸟禽兽对人、对给它关爱的人尚有报恩之情，而人类竟然丧尽天良，失去廉耻，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、不认和不睬，甚至进行打骂虐待和杀害，真乃不可思议。有人说，不爱父母者，他谁也不会关爱，这是社会和文化的变异，其危险性已达到了相当可怕的程度。

        失“孝”的原因分析

        当下的中国社会多不孝子孙并非偶然，它有着历史、现实、文化及其教育的前提，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。因之，探讨造成不孝现状的原因就显得非常必要：一是可以给“不孝”子孙多些理解；二是可以让父母放宽心路；三是调整文化发展的方向；四是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。一句话，解开社会失“孝”的物质、文化、道德和制度纠结。

        寻根求源当然要指向“五四”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。那时，先驱者不遗余力地批判旧文化，将“孝”不加选择地一概否定，虽有其必要性，但却是不合理的，其文化选择和价值观越到后来问题越多。试想，当将“孝”只理解为负面作用，必欲清除而后快时，不孝的文化与文学思想就已埋下了种子。

        现代社会的竞争性和生活节奏往往不允许儿女像中国古人一样尽孝。古代中国人的生活基本处于徐缓甚至悠闲状态，妇女也可以不工作而于家中全力照顾老人;今天的时代大为不同了，妇女解放后可与男子一样工作，还能与之一比高下，整个社会的竞争性也越来越强，这就从根本上拆除了“孝”的基石。就是说，即使子女有心尽孝，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自己的工作要好上加好，否则就会被淘汰，于是他们在时间上很难保证多陪伴和照顾父母。

        个性解放是儿女难以尽孝的另一原因。从个人的发展看，个性的解放当然是必要的；但从家庭、社会和国家的和谐角度说，个性尤其是疯长的个性可能是有害的。当“五四”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化过于强调“个人”，而忽略甚至否定“家庭”等功能时，个性解放就被夸大到一个偏极。今天的家庭出现“不融”状态即可从此得到解释：有多少子女愿与老人同住？他们考虑的不是父母能否得到好的赡养与关爱，而是自己的“自由”和“舒心”，在这种关系中，父母自觉不自觉被放在其次了。尤其当“个性”被转化为“自私”，为父母着想之尽孝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事了！

        教育制度的缺位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在中国古代教育文化中，“母慈子孝”是一个基本理念，孔子非常重视“孝悌”，在《弟子规》中也有：“首孝悌，次谨信。泛爱众，而亲仁。有余力，则学文。”而现在的教育却很少讲“孝悌”，没有对父母的敬爱，那么“尊师”、“友爱”、“爱国”等往往都容易落空，因为对自己的生身父母都无“孝心”，别的也就无从谈起了，说到底也不过是冠冕堂皇的虚与委蛇而已！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培养出来的许多中国学生，将出国看成最高目标，而心中很少真正装着国家与人民。更有偏激者，他们在国外不让子女学中文，说中国话，而是要全盘西化。这与“五四”时期的出国留学生有天壤之别！林语堂在美国生活长达30年，但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，并一心为她增光添彩，晚年一定要叶落归根，对别人的不解林语堂这样解释：“我在美国一直不买自己的房子，宁肯出高房租，我不加入美国籍而回归祖国，就因为我是个中国人，因为无论怎样，我也不会变成白皮肤的美国人。”因为对父母有孝心，一个人才能爱家、爱国和爱他的人民，而将“孝”扔掉后，他就必然成为无根的浮萍。中国现代以来教育的失误也正在于此！

商品经济导引下的金钱崇拜对“孝”的消解具有根本性。在重农抑商的社会，“孝”必然被放在很重要的位置；但在商品社会，金钱则被放在首位，对金钱的崇拜在一些人心目中不可否认地存在着。中国许多子女对父母逐渐失了孝心，直接与金钱的异化有关！对那些视金钱为上帝的人来说，不要说没有钱，就是有钱甚至有更多的钱，他们也不会用之于父母，更谈不上爱心了。当钱将人心污染，身为人之子的儿女眼中只认钱而不认人，这也包括其父母在内！总之，现代“孝”之失落，与金钱崇拜在人心中的作祟关系甚大。

从根本的意义上说，“不孝”反映的是人性的异化，反映了社会和文化出了问题。并且这也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带有明显的倾向性，只是有的人好些，有的人更差。“不孝”可能既有客观原因，又有主观因素，但关键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，如果扪心自问：与给我们生命与至爱的父母相比，我们到底为他们做了什么呢？

走出困局的思考

如何评价当下“孝”的状况，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看法，但对于怎样走出“孝”之困局，人们的分歧恐怕更大。我们当然无须回到中国古代社会，甚至以所谓的“仁孝”治天下，也不能坐视“孝”的失落和沉沦，使人性逐渐泯灭。在全球化语境中，站在本土的经验立场，既要学习西方有益的价值观，又要寻回宝贵的中国文化传统，从而对“孝”进行新的阐释，恐怕是一条最为重要也是切实可行的道路。

首先，将中国的“孝”与西方的“个性”结合起来，正确处理好父母子女的友爱和谐关系。中国古代的“孝”并非无可挑剔，事实上它确实如中国现代先驱者批判的那样，有异化人性的一面，如“父母在不远游，游必有方”，又如因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”而视如生命，再如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还有祖先崇拜和家庭至上观念。不过，也不能因此看不到“孝”的另一面：仁爱、温暖、安全感与和谐。在现代社会，这些“孝”的因素有利于使一个人向着《论语》所言的“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”发展，使之成为社会稳定和谐的积极力量。西方的“个性”有助于克服中国“孝”的负面作用，但也不能将之理解为完全自由，而是有益于人类身心的健康发展。其实，西方的个性自由也有限制，如不能不考虑国家、社会、道德与他人的利益。所以，以西方的“个性”克服中国“孝”的局限，同时用中国“孝”的优长制约西方“个性”的膨胀，这是现代中国父母子女关系得以调整和改善的良方。

其次，建立有效的法律制度，确保“老有所养”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长久不灭。在中国古代有着“重老”的传统，这是因为父母生养子女时全力以赴，而他们“老”了无能为力了，子女就应该反哺辛苦一生的父母。另一面，“老”不仅代表生理的长寿，更是智慧的表现。而到近现代以来，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，这一文化传统受到了彻底冲击，于是“老无所养”已司空见惯。我认为，我们今天的社会必须对赡养老人进行立法，保证老人晚年不受饥寒交迫和虐待之苦，对那些不孝子孙要绳之以法。

再次，重视“孝”的内在特征，避免人性异化的加剧。社会和文化制度毕竟是外在化的，它能保证在物质层面赡养父母，却难以改变人的内心，而“孝”最重要的内容是对父母的一片“孝心”，这就显示了教育和文化思想的重要性。就目前中国的现状看，物质上的赡养固然重要，但精神和心灵的相通更为重要，因为现在的儿女对父母的忽略、冷漠甚至虐待是一个普遍现象，这就给教育和文化思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尤其在独生子女渐渐长大成人的情况下，如何让他们理解父母的辛苦和无私的爱心，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片“孝”心，如何形成敬老爱老的社会风气，这是避免他们与父母拉大距离甚至进一步异化的关键。

最后，健全立体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快乐机制，这是让老人能够真正独立和幸福的重要方略。中国传统社会有个特点，即父母子女有着过于紧密的关联，从好的一面说这是血缘亲情的赞歌，从不好的一面说它确实限制了人的自由发展。我认为，在现代中国社会，除了保持“孝”之美德外，引入西方的一些养老机制也是必要的。如老人的保险制度、老人的娱乐机制、老人的服务机制等等。现在中国社会也不乏一些养老机制，但主要限于城市，广大农村根本享受不到；另外，有钱人才有条件享受这些待遇，更多的贫困者则想都不敢想；还有，即使现在的养老机制，也普遍存在单一功能的局限，如生活有保障，而内心快乐往往谈不上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养老机制缺乏立体设计，也缺乏国家行为的参与，更缺乏人性化和文化内涵的考虑。试想，如果国家能启动“老人赡养”行动，除了国家的经济投入外，还可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，从而使老人晚年的物质、精神和心灵都处于丰足、快乐和满足状态，中国老人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了。

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相对重视年轻人而忽略老年人，所以人到老年往往感觉生活得并不好，所以许多人不愿言老，而总是拍着胸脯说自己依然年轻。老人曾用美好的青春养育儿女、奉献于国家，如今他们像西下的夕阳，在晚霞的映衬下，透出人生和生命的几度荒凉。作为儿女，作为国家，我们不能以“不孝”和冷漠待之，而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关爱、温暖与幸福，从而使老人都有一个美好的“夕阳红”。如果功利一点讲，或从生命意义上说，每个人恐怕都有苍老之时，每个人都不能没有光明的希冀。因此，老人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群体，他们是生命链条上不可忽略的一环。